香港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
陈有西
辩护权,是司法公正中的重要一环。我国的《宪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而充分地写着。在法制被破坏的年代里，我们进行的是控诉和公审，万人大会一开，罪状一公布，不论是真是假，这个人就可以被判徒刑、判死刑。这在中国传统戏《铡美案》、《窦娥冤》、电影《暴风骤雨》和《白毛女》的电影里我们都见到过。“革命”的特殊环境，容不得严密的程序制度。上诉和辩解都是不必要的。只要有控诉就够了。这些特定环境里的被告是被脸谱化的，一上台大家都知道这是坏人，对坏人不必客气，当然不容许其狡辩浪费时间。
因此，辩护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东西。在这个文化环境里长大的我们的好多官员，司法人员，如果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，对辩护权同样认为是为坏人提供“狡辩”、“诡辩”机会的东西，并不会真正去保护他。
我们现在的法律虽然强调辩护权，但法官定罪，合议庭审案，实质上还是属于“职权主义”审判而不是“抗辩式”审判。一个罪犯是否定罪，法庭上的作用远不如内部讨论，好多案件审的人无权判，有权判的人不用上台审，“内幕操作”成了许多错案形成的根源。法庭成了演戏的舞台，只是过堂走个形式。因为审判的结果不是法庭上确定的。而一旦错了，责任人找不到。因为写在判决书上的法官并不是真正拍板的法官。
香港的刑事司法采取的是严格的控辩平衡制度，大的刑事案都是陪审团定罪而不是法官定罪，因此，法庭上控辩双方的充分发挥十分重要。虽然好多香港法庭影视片都有编的成份和过于夸张律师的作用，但其有罪无罪确实是法庭上定的。一个被告最终是否有罪，连主审法官在开庭前也不会知道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香港的刑事辩护权是扎实可靠地得到保障的。
香港司法通过以下的刑事辩护原则，切实保障了人权和司法公正，主要有：
法庭上人人平等；
受独立无私依法建立的具管辖权的审裁机关公平公开审讯的权利；
极严重案件须由陪审团审讯的权利；
假定无罪；
举证责任在控方；
以无合理疑点作为举证的准则；
获迅即详细告知控罪的性质及原因事由的权利；
获给予充分时间准备辩方方案的权利；
可由律师代表的权利；
不得无故推延受审的权利；
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；
到庭受审的权利；
传召证人并确使证人出庭的权利；
盘问控方证人的权利；
免费获得传译服务的权利；
法庭上保持缄默的权利；
针对定罪及／或刑罚提出上诉的权利；
不可因之前被判有罪或无罪的同一罪行再次受审或判罚的权利；以及在候审或上诉期间获得保释的权利（批准与否，须视乎被控罪行的严重程度和各有关情况而定）。
我之所以要详细列出这些权利，是为了让某些对英美法系很不了解的人们，包括一些多年从事法律行业的人们，仔细地比较一下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同他们有什么不同。我们每一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讨论，检察和公安机关都会呼吁说把侦、诉权力限制太多了，不利于打击犯罪。只要对照一下上述的权利，我们就可以明白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离司法公正终极目的的实现，还有多大的距离。特别是“法庭上人人平等”、“证人必须出庭作证”、“重案必须由陪审团审讯”、“律师可以代表”、“盘问控方证人”、“法庭缄默权”、“保释权”，我们从事过刑事诉讼过程的人，都会明了其制度的含金量。在香港这样的制度背景下，任何非法律的因素要想操纵审判，是极为困难的。我们过去攻击他们的审判会导致金钱买通证人、威胁证人、追杀证人，殊不知这些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审判是真实的。大家都不会把庭审当儿戏。它可以保证每一个被告得到公正合法的审判。表面上是保护了坏人的权利，实际上是保护了所有人的权利。包括审人的人的权利。因为现在我们的官员、法官、检察官出事的概率也很高。而审视一下我们的刑事审判，只要是实事求是的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、警察，都明了我们的法庭，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走个过程而已。而且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，这样的制度更有利于打击犯罪。而到香港去过的人，都知道那里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大陆差。电视上的大耳隆斧头帮血肉横飞的镜头，只是他们宽松的文化管制制度的副产品而已。
香港早已回归祖国，是中国内部的“一国两制”的特别行政区。只是法域不同，刑事司法有终审权。因此，考察这个特区的司法制度，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。我国新的《律师法》将要实施，《刑事诉讼法》也正在研究修改，追求司法公正的目标和实现公正的基本途径，人类社会实际上基本是共同的，并不会因为社会制度而产生什么别样的方法。以更加开放和大气的眼光来审视一些成功的诉讼制度范例，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司法文明是有好处的。
作者：陈有西，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，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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